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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还有人同意卖女朋友

(2018-07-19 13: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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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前两年,网络视频的街采刚刚流行的时候,经常出现一个提问:“给你一百万,让你女朋友陪我一天,你愿意吗?”在其它提问中,数目也有十万或千万,“一天”也可能是一夜或数小时。不知你是否有印象?


甚至有视频公司还把提问做成“街头实验”。他们安排一个男生作为演员开着私家车,停留在商场外。情侣走出来,演员走上去提出交易。有的男生,于是把女朋友拉到一旁私语、犹豫。是的,他实际上已同意。


被提问的主体无疑只是男性,很少有街采扛着摄像机来问一问女性的意见。女性在日常观念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桃色交易》(1993)剧照。


美国电影《桃色交易》讲述了一个同样的故事。剧中有一对很相爱的夫妻,在失去工作后没有能力偿还贷款,丈夫于是想到去赌场赌一把赚回要还的钱。赌场有一位亿万富翁看上他的老婆,提出用一百万(美元)换得这位美丽妻子“一夜”的要求,最终经过夫妻商量同意后产生了一系列感情问题。


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男朋友(丈夫)窘迫的时候,或者渴望追求富贵的时候,难道真的可能同意交易,把自己的女朋友(妻子)交出吗?


纵观中国的古代史,我们或许都听过卖女,通常是底层卖给中上层做妾或仆人。然而,在清代,在底层内部也存在一种女性交易——“卖妻”。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成捷(Matthew H. Sommer)研究清代底层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将这一不可思议的现象描述了出来,尽管“卖妻”在当时的法律条文中被禁止,属于严重的非法行为,但因为交易中的经济纠纷,还是经常登上地方府衙。但法律是失败的。




作者  苏成捷

译者  林文凯


清代中国的底层社会

“妻子在窘迫时期是可以变卖的财产”


“卖妻”,在大部分情况下,我指涉的是丈夫贩卖妻子,让她成为另一男人的妻或妾。在清代,卖妻是穷人间普遍存在的生存策略,假如其他资源都已耗尽,一个丈夫能以卖妻作为最后的生存手段。


卖妻仅是普遍存在的女性与小孩交易中的一个面向,却影响了清代的社会与经济中的很多面向,这类的交易与该时期中国普遍存在的性别比例不均密切相关,女性短缺,男性过多,尤其对贫穷的农村影响最大(男性比起女性可能多出15%)。


性别不均的原因之一是杀害婴儿的生存策略。某些学者主张18世纪的中国约有25%的女婴遭到杀害,尽管,有人争议此一估计可能太高了,但无论实际杀婴比率如何,学界有高度共识:女婴的死亡率确实远高于男婴,偏爱男孩的文化传统导致危机时代中的女婴较不容易存活下来。但是,贫困地区有无数的女儿与年轻女性被卖到较富裕的家庭里当佣人或妾,使得贫困地区的性别不均更形恶化。同时,为响应此种妇女短缺的困境,在贫困地区里有其他妇女买卖行为被发展出来,以便相对少数的妇女能够符应相对多数的男性之需求。多夫制(有名的口语说法是“招夫养夫”)以及娼妓就是这类行为。令人惊讶的是,很少中国史学者讨论后面这种女性交易的现象,他们大部分关注的是精英家庭通过中人向贫困父母购买女儿当女佣(婢)与妾这类行为。


据江苏公共·新闻等媒体的报道,2018-07-19,安徽男子在街上举牌“卖妻救女”引起争议。他后来表示,“不应该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博得社会的同情”。


保留很多卖妻惯行的常见文本——刑科题本与其他材料,显示清代全期直到20世纪初,整个中国皆采用相同的基本程序与契约模式进行此种买卖。这种交易几乎总是有一个媒人进行中介,而且用本夫(也就是卖者)的口吻书写书面的契约,同时盖上其手印(有时候还有足印)。这个契约保留在买者手里,以证明他有权拥有这个女人,其形式就像田业契约证明买主保有其所买田业一样。最重要的是,一个卖妻契约可证明本夫是自愿卖掉这个女人(换句话说,买主并未拐带她),而且上面列出一长串的证人与保人的姓名,他们可以协助调解之后发生的交易纠纷。


尽管此为社会现实,但清律把大部分的卖妻行为视为奸的一种罪行,而且规定交易各造必须受到严厉的处罚,主要引用来惩罚卖妻罪行的是“犯奸”部分的律文,该律文禁止“买休卖休”:


若用财买休卖休(因而)和(同)娶人妻者,本夫本妇及买休人,各杖一百。妇人离异归宗,财礼入官。……妾,减一等。媒合人各减犯人……罪一等。(其因奸不陈告而嫁卖与奸夫者,本夫杖一百,奸夫奸妇各尽本法)


把“买休卖休”当作一种犯奸(而将其放置在相关律文里)的理由是,尽管卖妻以前并无犯奸的行为,但这种交易并非正常的嫁娶方式,因此引发了不道德的性交关系,所以基本是与犯奸是一样的。


这种正统做法反映了清代对于妇女贞洁的偏执想法,同时也不认可卖妻这种普遍的社会现实。实际上卖妻在我研究的地方官府档案里80%以上、在《刑科题本》里有75%都是由贫穷所引起的。


卖妻满足相关各造不同的目的,交易各造有着些许不同的考虑:对本夫来说,他的妻子在窘迫时期是可以变卖的财产,变卖的价金可以用以支付债务,赎回典当的田产,甚至买食物、药物或购买双亲之一的棺材。对于妻子来说,被卖掉可能可以提供远离贫困的出路,而且有机会自后夫处谋得较好的生活,换句话说,这个交易等于是让她离婚并提供新的婚姻;有时候,被卖的妻子也可以取得其一小部分卖价。


而大部分的买主都是贫穷的单身汉,对他们来说,这笔交易提供一条相对便宜的结婚与建立家庭之渠道。卖妻尽管有其风险(毕竟是非法的),但买别人的妻子通常比娶一个寡妇花费较低,更不用说比起娶一个未婚的女人更是相对低廉。


《伦理与生活》

作者:郭松义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00年8月

史料中的清代婚姻关系。


女性地位的复杂性

被卖的妻子,

是被交易,还是选择重新生活?


丈夫卖妻似乎是父权剥削的一种典型,且卖妻交易中的女人,很容易与绑小脚的女性和妾这两种20世纪民族主义者刻板印象中的“旧中国的受害妇女”(the victimized woman of old China)之角色交织在一起。但档案记录的证据,揭露出某些比起前述单纯受害形象更为复杂且有趣的现象。


在中国台湾地区电影《卖妻》(1985)中,一对夫妻为了逃离饥荒,把小孩让母亲带,远离家乡。 在路上丈夫让人打成重伤。妻子为了救自己的丈夫把自己卖掉。


在大部分的案例中,卖妻行为的发动者问题至少应从两个角度加以理解,卖妻一般来说是一种家庭策略,系为了解决家庭问题而由集体决定与执行的,但该过程的许多面向,也有可能是妻子个人所主张的。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卖妻提供妻子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机会,让她得以逃避无望的情境,依附潜在较有保障的其他人。丈夫可能比起其妻子更不情愿采取卖妻这种极端的手段——事实上,在某些案件里是妻子要求丈夫卖掉她的,让她有机会和一个不同的男人一起生活。如上所述,女性常常把孩子带到新的婚姻里,只剩本夫孤零零一人生活,卖妻的男人被视为交易中的输家,因为他变成了“光棍”,换句话说,他们是清代社会底层在家庭体系外低下的流浪汉与没有用的男性,大概不可能重新拥有得以再次娶妻的资产。


即使妻子并不热切希望被卖掉,她也很可能会同意这样做,因为在没有其他好的选择的情况下,这并非最差的选择。19世纪美国传教士Adele Fielde重述了一位在广东遭丈夫连同孩子卖掉的女性教徒的想法:


(我的丈夫)对我说:“你跟着我一直过苦日子,小孩这么瘦,你也这么瘦弱,嫁给另一个能养活你的男人对你比较好,我会找这样的一个人把你嫁给他(连同我们的孩子)……”我同意这个提议,因为我知道不这样小孩会饿死,当他离开我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哭泣,因为我想怎么样都不会比跟着他更悲惨。


我们在卖妻的诉讼记录里也发现类似的证词。


事实上,没有妻子的合作,要履行卖妻交易是相当困难的,部分因为这一交易是非法的,在这一交易中的各造都不想要惹出麻烦引人注意。因此,妻子自己通常参与了这一决定,而且假如她的丈夫与媒人够聪明的话,他们也应事先征询其娘家,有时他们承诺给予财礼的一部分以换取其同意。一个聪明的买主在进行交易以前,会设法确认妻子与其娘家是否同意这一交易,成功的交易通常会有妻子娘家的人(父亲、兄长或叔伯)担任证人或保证人,而且他们的名字有时就出现在卖妻契约上。


法律与实践的严重冲突

卖主的贫困值得宽容吗?


从正统的法律观点来说,贫穷并不是一个丈夫得以卖妻的理由,如同江西省信丰县的县官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刑科题本里一件有关卖妻交易的案件里所提及的:“陈以德卖妻虽因贫病交迫两图活命,但得钱嫁卖即属‘卖休’。”


尽管律例的意识形态与条文内容的严格规定是如此,但很多官员也承认卖妻的常见动机实际上是贫困所致,而非违礼好色所致。曾经有几次,有些上级官员尝试要正式考虑这种情况,试图轻减律例中有关买休卖休的严厉规定(尽管他们并未试图将这种行为除罪化)。例如,乾隆二十六年福建巡抚同意了一个提案,对于因卖主贫困或生病所致的卖妻,同时确定之前并无通奸或其他因素存在者,官员可以宽容准许第二段婚姻存续并容许卖主保留财礼。此外,巡抚同意改依“不应为而为”律中有关“情重”与“情轻”的个别规定,减轻相关当事人的身体责罚,即将买休卖休律例规定的一百下杖责,分别改为卖主应受八十下杖责,买主应受四十下笞责,而媒人则受到比卖主减一等的刑罚。在提交这一提案时,巡抚下属曾引用邻近浙江与江苏成案以支持该提案,巡抚后来命令通知该省所有官员这一宽免的政策,同时将其正式载入省例的汇编内。


《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

作者:  黄宗智

版本: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年8月

清代的民法条例是怎么规定的、怎么实践的。


无论如何,令人好奇的是,此一提案制定以后,来自福建、江苏与浙江的几个刑科题本案件里都没有提及这一宽减罪责之提案。相反,这些刑科题本(他们有报告卖妻系由贫困引发的)仍然依循常见的模式严格适用“买休卖休”律加以裁断。也许前述的省级提案仅是针对地方官府层级所处理的“细事”案件,而非针对需上转至帝国首都的重大案件之初审规定。


嘉庆二十三年(1818)刑部发布了一个类似的规定,该年河南巡抚发文请示该部河南司关于以下案件中省级所作的裁断之意见:


王黑狗将妻扈氏卖与李存敬为妻,讯因贫病无奈,与无故卖休者有间,扈氏母家并无亲属,若照律离异,势又失节,衡情酌断,扈氏仍交后夫李存敬领回完聚,王黑狗得过财礼钱文并请免追。


刑部同意了,这一裁断后来收入在官方正式汇编的《刑案汇览》里变成往后县官裁断的前例。理论上,刑部希望借由此一汇编之收录,此一前例能够被适用于各省各地的类似案件上。


这些提议显示某些上级官员包括刑部官员自身的一种想法,即鉴于卖妻总是因为贫困而非违礼好色所引发的,因此试图要轻减既有律例的严厉性。我们可以将这些提案视为上级官员在某个程度上,准许有关卖妻案的弹性处置模式的一种努力,这种模式其实早已经是地方官府审理卖妻细事的特征了。人们甚至可能主张这些是上级司法官员在面对顽固的社会实践所被迫作出的退让与妥协。


但另一方面,我们很难辨认出这些上级官员的提案是否对于卖妻案的审理造成哪些实际的影响。嘉庆二十三年在我样本中的两类案件并未显示任何分水岭的意义,在该年以后的刑科题本所提报的贫困引发卖妻的相关案例里,我只有发现一个案件(来自嘉庆二十四年[1819]的江西省)提到这个政策。相反,我至少发现有9个案件仍然严格适用“买休卖休”律。


卖妻案件在地方官府裁断时体现之实用主义式的弹性,反映了顽固偏差的社会现实与大清律例的意识形态要求之间的调和是不可能的,这种矛盾从来没有得到解决;相反,由于缺乏来自上级的统一指令,县官们被迫用自己的方式处理这些案件——根据每一个案的特殊性作出不同的裁定。这种裁断看起来并不是要压制卖妻这种行为,而比较像是努力进行损害上的控管,且这些控管无力解决酿成卖妻行为的社会现实危机,而较像是以手指填塞漏洞避免堤防渗漏崩塌的暂时作为。


证据显示,当顽固的社会实践与清代律例规定尖锐背离时,帝国中心一点都无法强力压制,相反,这些规定终究经由实用主义式的弹性与其调和,或者长期而言彻底地失败了。



《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

编者: 邱澎生 / 陈熙远 

版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民说 2017年12月




本文内容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授权整合自《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邱澎生与陈熙远编)第455-522页,作者:苏成捷;翻译:林文凯。作者的原标题为《清代县衙的卖妻案件审判》,他关于司法条文与实践关系的论证、参考文献等,因篇幅有限在本文整合中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整合与编辑:西西。未经广西示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或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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